亞梅, 張超雄有話同你講

張超雄﹕控制和管理不是出路-------談精神復康政策
(明報)2009年7月14日 星期二 05:05
【明報專訊】5月才發生精神病漢當街斬死小童案，未料不足一個月，又有精神病漢破門入屋斬死鄰居。論震撼程度，後者肯定不比前者遜色，但官員對於每月最少一宗涉及精神病患者的慘案，似乎已經麻木，早前衛生及食物局副局長梁卓偉便說，讓精神病復康者融入社區既是世界潮流，沒人能夠保證同類個案不再發生。事實上，政府的精神復康政策已普遍失效，有精神病醫生更形容機制已經崩潰。精神病誠然有其不可預測性，但是否所有慘案均可視為單獨事件？禁絕精神病患者重返社區，是否又可避免慘劇重演？
要談本港精神復康政策，便須了解政府對社會福利的一貫思維。本港的福利制度一向是剩餘式的，政府嚴格控制福利開支，只會滿足不能自助者的基本所需，沒有長遠的社會目標。在這個前提下，精神病人一直被視為社會問題，而處理「問題」的方法，就是控制和管理精神病人，將之限定於可控制的範圍內（contain the problem）。只要能避免個案爆煲，「問題」彷彿便已解決，沒有進一步處理的必要。
由於精神病人都被政府視為無行為能力或對社會沒有貢獻的人，政府只會滿足他們的最低要求。精神病人既不被視為獨立自主的社會個體，自然也沒有什麼發展需要。結果精神病人重返社區，當面對生活逼人和社會競爭，便容易觸發病情。
精神病人在社區 無足夠支援
深水埗慘案的疑兇罹患重症精神病多年，曾經住院兩年，出院後與年邁母親相依為命。直至慘案前不久，其母因體弱被送往護老中心。雖然沒有證據顯示疑兇因家庭變化觸發病情，但缺乏適當照顧卻可能是原因之一。再看2007年的3屍案。案中母親同是重症精神病人，醫生因其丈夫患癌，准其出院照顧兩名年幼孩子，卻因生活壓力驟增令精神病復發，最後釀成慘案。以上個案都顯示精神病人在社區獨自面對壓力，無從得到足夠支援。
在醫院輔導病人康復，是醫務社工職責，而社康護士則會跟進病人出院後的康復情况，但兩者皆面對個案數字不斷上升。相對於全港共15.4萬名公立醫院精神科病人，區區的197名精神科醫務社工和133名精神科社康護士人手，無異於螳臂擋車。由於兩者皆可能同時處理逾百宗個案，分身不暇，加上分屬不同政策局，在操作上各有各做，若病人出院後迴避覆診，便有可能無人跟進，可見當局處理精神病人的手法被動。
目前精神病者在社區上獲得的支援名目甚多，表面看來為病者提供了多方面的支援，實際上供求卻嚴重不成比例，加上服務只屬補救式，無從顧及康復者的長遠發展需要。
誠如梁副局長所言，對精神病人作封閉式的住院管理已不合時宜。不過，近年精神科病牀減幅驚人，卻令人質疑當局將更多未治癒的病人「放逐」社區。例如目前精神科病人比4年前增加了23.1%，但同期住院病人卻減少5.8%。醫生為應付逾14萬生活於社區的精神病患者，唯有不斷壓縮診症時間。當局用藥更有所謂「兩舊一新」，意思是醫生只會在病人試用兩次副作用大的舊藥後，才可處方成本高但效用顯著的新藥。可以說，本港連基本治療也做不好，令問題陷於惡性循環，當局也只忙於救火。
精神健康改革 不乏指路明燈
本港一直缺乏整全的精神復康政策，病人由確診至社區復康，過程均是斬件進行。直至3年前，政府成立精神健康服務工作小組，由局長周一嶽親自主理，但該小組至今竟只曾開會1次，成員更只有醫生和機構主管。
在外國，精神復康政策通常由跨部門機關統領，監察病人每個復康環節和其他生活安排，確保服務到位，成員除了來自專業界別，也涵蓋病人和家屬。本港醫管局主席蘇利民本身也是這方面專家，曾在澳洲負責有關改革，大量文獻亦有記載國際經驗，因此資訊不會匱乏。世界衛生組織便曾針對歐洲情况，通過促進精神健康的行動綱領，鉅細無遺地指出各國該如何應對精神健康的各種挑戰。綱領除了就如何推動社會關注、避免侵犯病者人權等提出建議，細緻如照顧首次病發青少年病者的社區服務安排、為重症精神病者設定基層醫療和社區配套等亦包括在內。綱領更提出在社區設立24小時專科門診，由不同的專業人員提供特殊危機服務，避免病者因在關鍵時刻缺乏照顧令病情轉壞。綱領所提出的不是空泛的原則建議，而是具體的實務方向和政策目標。因此，本港要推動精神健康改革不乏指路明燈，欠的就只是政府的決心。
其實只要做好社區支援，大部分精神病康復者不需長期住院。住院的單調生活只會令他們失去盼望，重返社區後更形退縮，每遇阻礙便容易觸發不安情緒。要治癒精神病人，不單是控制和管理，讓他們重拾對生命的渴求，才可協助他們擺脫噩運，重過新生。
作者是香港理工大學社會科學系講師